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局长约翰·斯奎尔斯（John Squires）发布的一则“说明理由令”，在国内外的知识产权领域引发了不满。

斯奎尔斯依据《美国发明法案》赋予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的广泛自由裁量权，于周一维持了对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两项专利的双方复审（inter partes review，IPR）的中止状态。

他的命令特别指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的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YMTC）列入实体清单，认定其“有合理理由相信其参与或存在重大风险参与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

长江存储有14天时间说明“为何受理该指定实体提交的申请是合理利用该局有限资源之举”。

专利权人美光科技同样有14天时间作出回应。

在美国，部分人或许认为这一“说明理由令”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程序性步骤，但在中国，这一举措被广泛解读为美国专利体系开始将中国创新者拒之门外的更为严重的信号。

北京的政策观察人士表示，此举表明华盛顿方面正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将其法律机构武器化。

曾经被视为中立、基于规则的专利制度，如今在他们看来，已沦为选择性把关，在中国企业竞争力日益增强之际，将其排除在外。

“排外谎言”

斯奎尔斯的命令是双方多辖区专利纠纷不断升级的最新进展。

长江存储即便在被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后面临美国贸易限制，仍积极维护自身专利权益。

该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两起独立的侵权诉讼（目前均已中止），涉及19项专利。此外，自2023年以来，美光科技在中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中国上海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英国高等法院专利庭，以及最近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分院统一专利法院，均被指控侵犯长江存储专利。

长江存储与美光科技之间的矛盾不仅局限于专利领域：今年夏天，这家总部位于武汉的芯片制造商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虚假广告诉讼，指控美光科技散布“排外谎言”，称长江存储的闪存产品“能够用于监视数百万美国人”。

就美光科技而言，2023年未通过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后在中国遭遇挫折（详见此处），促使部分中国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暂停采购其产品。

上个月，美光科技依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2201条等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长江存储的竞争对手多次“不可信地”试图执行“表面无效的专利”。

美光科技在起诉书中寻求法院宣告其未侵犯得克萨斯州指控所涉及的八项专利，同时强调自身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领域投资2000亿美元，并将长江存储描述为3D NAND存储器市场的后来者。

与此同时，美光科技还努力在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PTAB）抵御长江存储对其技术发起的挑战，其中包括针对美国专利号8,945,996和10,872,903（即斯奎尔斯“说明理由令”所涉专利）的挑战。

“新问题”

对这家总部位于爱达荷州的科技巨头而言，如今要获得双方复审的自由裁量性驳回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今年，在新一届美国专利商标局领导层的推动下，一系列变革相继出台，引入了新的考量因素，并削弱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详见此处）。

此外，该局还提议出台一项新规则（详见此处），禁止连续提出专利挑战，并表示斯奎尔斯将开始在咨询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成员后，独自审查所有申请（详见此处）。

这些举措带来的净效应是，要求就是否启动双方复审作出裁决的转介数量大幅减少（详见此处），相应地，启动复审的申请数量也大幅下降。

今年6月，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的一个小组批准了长江存储的申请。

然而，这两项决定后来均被高级首席行政专利法官米歇尔·N·安肯布兰德（Michelle N. Ankenbrand）推翻。当时担任代理局长的科克·摩根·斯图尔特（Coke Morgan Stewart）将局长审查权委托给了她。安肯布兰德在8月中止双方复审时表示，美光科技提出的“新问题”——均围绕其声称长江存储受国家控制这一观点——值得重新审视。

如今，继斯奎尔斯周一发布命令后，长江存储必须说明其被列入实体清单为何不应成为对‘996和‘903专利进行双方复审的阻碍。但他的做法或许更进一步——威胁称若长江存储回应不力，将切断其参与双方复审程序的整体途径。

“以标签定规则”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一个更大的原则正岌岌可危：他们认为，专利纠纷应停留在商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他们表示，美国专利商标局将国家安全作为获取救济的筛选条件，有损害自身中立性之嫌。

一位北京知识产权律师表示：“如果必须证明自身政治清白，专利挑战才能被受理，那么法治本身就已受到损害——这就是以标签定规则。”

长江存储等被商务部视为威胁的企业，在专利领域面临的麻烦在今年早有预兆，可追溯至8月将专利审查重新归类为国家安全工作（详见此处）。

更近一些时候，10月28日，斯奎尔斯指定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2015年在康宁光通信公司诉PPC宽带公司案中的裁决具有先例效力。在同日发布的一份相关备忘录（详见此处）中，他指示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在启动双方复审前必须确定所有实际利益相关方（RPIs），这与自2020年以来指导实际利益相关方相关问题分析的更为宽松的“鲨宁机器人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诉艾罗伯特公司”（SharkNinja Operating LLC v. iRobot Corp.）标准背道而驰。

最初负责长江存储申请的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小组曾援引“鲨宁机器人”案并表示赞同，而该案的先例地位于9月26日被剥夺。

斯奎尔斯在备忘录中写道：“AIA程序不应被外国对手用来骚扰美国专利权人，或为心怀不轨者提供优势。但除非该局要求各方确定实际利益相关方，否则无法解决外国对手滥用AIA程序的问题。”

“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程序的完整性取决于了解申请背后的主体——谁为其提供资金、指导其行动和（或）从中获益。控制链条中的任何不透明都可能引发利用，可能促成违反美国法律、法规和利益的技术转让，并且只会削弱公众对专利体系完整性的信心。”该局长上月补充道。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存储于2022年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被列入实体清单。

商务部当时在新闻稿中表示，其评估依据是长江存储存在“转移风险”，即相关实体“获取并试图获取美国原产物项，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现代化”。

尽管长江存储根据《联邦法规法典》第15编第744.16(e)条保留对其指定提出异议的权利，但这些努力必须向商务部提出，而非美国专利商标局。

新的法律层级

中国法律界迅速指出，“说明理由令”明显侵蚀了国际条约所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该原则保障外国实体享有与国内实体相同的程序权利。

美国专利商标局拒绝了就本文置评请求作出回应。

部分律师向MLex警告称，美国允许政治因素影响获取法律救济的途径，这可能损害其助力构建的全球知识产权框架的公信力。

他们表示，其中的逻辑既简单又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能够限制一家公司质疑专利的能力，那么未来就可能限制其在美国获取或执行专利的能力。

他们担心，最终结果将形成一个新的法律层级——在这个层级中，决定谁能主张创新权利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国籍，而非其创新成果的价值。

目前，中国效仿北京方面的举措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中国已多次承诺平等对待国内外知识产权所有者。然而，华盛顿收紧技术和专利准入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加速中国推进更大程度的技术自力更生，这一目标已在其最新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

正如部分行业从业者所言，专利申请或质疑或许可以被阻止，但背后的发明创造却无法被扼杀。

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最新的专利审查规则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北京仍有一系列应对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出口管制以及“不可靠实体清单”，该清单针对被认为对中国经济或技术利益有害的外国公司和个人。

这场不断发酵的纷争不仅反映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日益扩大的法律裂痕，也引发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公平性与中立性的根本性问题。

随着中美在日益复杂的技术竞争与地缘政治格局中摸索前行，如今所涉利益已远超任何单一专利纠纷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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